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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國度重點圖書出書計劃項目”六卷本《葉圣陶日誌選集》，2024年10月由國民教導出書社出書，這是出書界的一件盛事，可喜可賀。
眾所周知，在文學作品中，最不難光鮮地表示作者特性的，是日誌和手札。不外，手札是專門寫給特定的第二者的，雖說較為率真天然，但有時也會作點“應付”，“居心寫得含混些”（魯迅語）。而日誌只是“唯我可不雅”，是底本并不想給他人讀的私家性的實錄，將作者性命史中的點點滴滴化為紙上的文字，具有原始性、私密性的特征，這是日誌的“正宗明日派”，不只具有主要的史料價值和學術價值，並且具有文獻的意義。
圣陶師長教師的日誌是寫給本身看的，處處存真，從未說過願意的話，也沒有作過修改，可謂日誌的“正宗明日派”。保留上去的有四部，題作《圣陶日誌》《西行日誌》《東回日誌》《北游日誌》，總共有五百萬字，這在同時期作家中并未幾見。
一
《圣陶日誌》是圣陶師長教師最早的日誌，從十七歲的頭一天（公元1910年11月2日）起，寫日誌“成了習氣，就與刷牙漱口一樣，一天不寫是很不舒暢”（圣陶：《夏》，《古代》第1卷第5期，1932年9月15日），1910年11月2日日誌的弁言中說：
我之生也，以甲午玄月三十，以迄昨日，十六周歲矣，而本日乃為十七歲之第一日。日來于百事之消息變遷，以及師長之朝訓夕誨，每凌晨臥思，如有所會，而未足云心得也；及下床一有他事，則強半忘之，雖于腸角搜刮，亦可貴矣。因思古來賢哲皆有日誌，所以記逐日所作所思所得各種。我于是亦效之而作日誌，而非敢以賢哲自比也。以本日為十七歲之第一日，故即以本日始。且我過掉孔多，己而察之，志之日誌；己而不察，人或告之，亦志之日誌，則庶以求不二過也。
庚戌十月初一日未記日誌前志（《葉圣陶日誌選集》第1卷第3頁）
弁言中說的“誕辰”是農歷，十七歲是虛歲，實足年紀是十六歲。圣陶師長教師說得很明白，他是為了要銘刻“百事之消息變遷”和“師長之朝訓夕誨”，“以求不二過也”才記日誌的。記日誌是為了長“忘性”，“修身立己”，“過而要改”，不會再犯以前犯過的過錯，并與“百事之消息變遷”和“師長之朝訓夕誨”慎密地聯絡接觸在一路，觸及生涯、進修、任務、交游等方方面面，因此顯得彌足可貴。遺憾的是1932年“一·二八”事情中喪失了“十幾本”日誌（《葉圣陶集》第5卷第335頁，江蘇教導出書社2004年版），早年日誌保存上去的只要五年半，自1910年11月2日始，至1916年5月14日止，約四十二萬字。
這五年半的日誌，不只完全地記載了辛亥反動的全經過歷程、姑蘇收復后“萬象更換新的資料”的氣象，還記載了作為姑蘇草橋中學先生的葉圣陶意氣風發，“剪辮子”、撰詩文贊頌反動軍、參加姑蘇學界軍界組織的“學團”，為捍衛處所治安，“穿校服”“背荷槍”，腰纏“彈匣刺刀”，早晨排隊出巡，為姑蘇收復盡“本分”的各種豪舉。也恰是由於為姑蘇收復盡過“本分”，葉圣陶在辛亥反動流產后大方陳詞，否決“南北議和”，主意“第二次反動”，“宜用劇烈之手腕，先致袁氏于逝世”（《葉圣陶日誌選集》第1卷第150頁），思惟相當保守。袁世凱篡位后，葉圣陶也有過長久的破滅。但他很快就又找到新的救國理念，信仰“教導救國”和“文藝救國”。1912年3月，當上小學教員后就立定志向：必定要“使醇醇諸稚展發神輝”。1914年7月被舊權勢排斥出校后，仍記憶猶新教導。日誌中寫到他決不向舊權勢讓步，求人討情、“復蹈”教職時說：“然余對于友人，如君疇，如石人，如仁侯，復勸之更奮毅力，益厲精力，為兒童造福，為學界模范；且謂若有需我，必當將助。蓋余自知無干才，為教員良匪稱，而此三君皆足以無為者也”（《葉圣陶日誌選集》第1卷第407頁）。1915年4月，葉圣陶到上海商務印書館附設的尚公黌舍執教。4月23日誌：“商務書館內之花圃，碧草平展，翠藤作障。綠蔭之下地位涼椅，可憩可讀也。園中亭舍均以未砥礪之樹干為之，彌見蕭疏逸景。課馀無俚來此略坐，誠好往處也。”（《葉圣陶日誌選集》第1卷第482頁）進而懷著喜悅的心境，潛心研討教導和文學。1915年秋，讀到章士釗主編的《甲寅》雜志，以及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志》（即《新青年》）后，思惟又有了升華。1915年11月2日誌：
陰，間作微雨。百事最貴生氣，而陰霾之氣象，不勝之時勢，胥欲尋我之生氣而挫之。是在自勝心強，方克免于腐化，不然凄涼嗟嘆時作，日暮途窮之況，甚無謂已。年來國人生氣喪亡，殆盡牛馬奴隸，亦既預備為之。于是嬉游恣樂而外，無復所事。人心欲逝世，是可嘆也。某君謂欲挽人心，當倡導新文學，的是探本之論。賢者為平易近之責，亦唯此一事罷了。至于其他，匪此日所可言矣。（《葉圣陶日誌選集》第1卷第523頁）
“某君”當指黃遠庸（筆名遠生），他在給章士釗的信中說：“鄙意認為居今論政，實不知從何處說起。……至最基礎接濟，遠意當從倡導新文學進手。綜之，當使吾輩思潮若何能與古代思潮相接觸，而促其猛省。”（黃遠庸：《釋言（致甲寅雜志記者）》，《甲寅》第1卷第10號，1915年10月10日）“的是探本之論”，這是葉圣陶對黃遠庸的“從倡導新文學進手”的提倡作出的最熱情、最敏捷的回應。葉圣陶1915年11月25日誌：
夜覽《青年雜志》，其文字類能激起青年自勵心。我亦青年，乃同衰朽，我生之目標為何事，精力之撫慰為何物，胥夢焉，莫能自明。康德曰：“含生秉性之人，皆有一己所蘄向。”我誦此言，感歎系之矣。（《葉圣陶日誌選集》第1卷第527頁）
僅這兩則日誌，就讓我們看到了青年葉圣陶最鮮活的抽像。1916年1月2日批駁文明戲“混鬧雜糅，不成篇幅”，誇大戲劇要有“美之真價”，“倡導新文學之不成緩也”（《葉圣陶日誌選集》第1卷第537頁）。4月14日日誌中說：“思教導之要點，無逾養成兒童對的精新之思惟才能。國人舊時思惟陳舊已極，匪可利用于當世，而兒童之周遭的狀況之遺傳，均不出此陳舊之思惟。身教育者不探其本，何效可獲？ 徒推尋于先生課文若何能背誦默寫，黌舍規定若何能強令固守，抑亦枝葉之事耳”（《葉圣陶日誌選集》第1卷第553頁）。4月21日日誌中說：“偶思諸夏之書，當不雅者甚少。蓋充棟之作，言不用征乎名理，詞鮮能免夫夸飾，吾人取而誦習，是玩物喪志爾”（《葉圣陶日誌選集》第1卷第555頁），主意研讀“當世年夜哲”英國文藝回復時代散文家、哲學家培根和法國哲學家、作家柏格森闡釋“人生之真理”的著作（《葉圣陶日誌選集》第1卷第552頁）。青年時期的葉圣陶處處走在時期的前列，稱得上是“精力界的兵士”。
二
《西行日誌》從全平易近族抗戰之初攜家進川開端記起，直至抗克服利分開重慶為止，只是1教學937年7月至1939年4月的日誌在“樂山轟炸”中焚毀了。1939年8月19日，日寇戰機狂炸樂山，炮彈如同雨點，散落在圣陶師長教師家屋前，“老幼破后門而逃出”，“一切家物器用冊本悉付一炬”（《諸翁公鑒》，《葉圣陶集》第24卷第220頁）。值得光榮的是，圣陶師長教師那時不在樂山。8月11日，他應邀到成都給中學教員作若何講解國文的演講，隨身帶了一今日記，這今日記是從1939年5月1日誌起的，由於帶在身邊得以保留上去。圣陶師長教師《西行日誌》中寫他在樂山、成都等地的生涯和愛國憂平易近的思惟情感，可以作為“抗戰史”來瀏覽。這里著重先容圣陶師長教師1942年5月2日至7月11日的“蓉桂之旅”。
抗日戰鬥時代，桂林成為“文明人”集中的處所，圣陶師長教師曩昔在上海旦夕相見的很多老伴侶都在那兒。為了準備創刊桂林《國文雜志》，擬定開通書店編譯所成都處事處的編纂出書方針，更重要的是想見見在桂林的伴侶們，圣陶師長教師1942年5月2日從成都動身，乘卡車和car ，冒著敵機轟炸的風險，經過的事況了“一個月又一天”的“難以言說”的艱苦的觀光，6月2日離開廣西金城江，日誌中寫道：“下車聞火車放汽笛，見車站、鐵軌、火車。此景暌違已久，乍歷之，不由感歎”（《葉圣陶日誌選集》第2卷第275頁）。承蒙下榻的鐵路賓館老家教板相助，圣陶師長教師買到了由金城江往桂林的火車票，且看圣陶師長教師的這兩則日誌：
6月3日 列車系由各路原有車輛雜湊而成，人戲名為車輛博覽會。我們四人（同業的傅彬然等）占一間。室中器用，固以前所慣見，而睽違已五年者，驟睹之，不無異感。風扇生風，電鈴喚役，絨毯軟墊，無不溫馨。以視擠坐于卡車之中，何止天壤之判耶。車以下戰書一時非常開。行駛甚緩，均勻每時殆缺乏卅公里。窗外所見唯廣西作風之山，略有田畝。所經鎮集縣城，不克不及詳記。七時至柳州。（《葉圣陶日誌選集》第2卷第276頁）
6月4日 （晨）五時起身，見窗外下雨，念桂林將到，殆可以不復在車中遇警報。詎意六時許車抵橫山，即傳有警，車結束不進。詢知敵機來者僅一架，頗缺乏怕。察甲等臥車所謂“藍皮鋼車”者，車箱頂下有鋼件頗多，伏其間避機子彈，綽綽有馀，因不復他適。同車之客則有避至路旁山上者。等待兩時許，始解警，車復開行。（同上）
圣陶師長教師已五年沒有聽到“汽笛”，見到“風扇”“電鈴”“絨毯”。他搭乘搭座的這趟列車“系由各路原有車輛雜湊而成”，“戲名為車輛博覽會”。“甲等臥車”取名為“藍皮鋼車”，車箱頂下綁縛了厚厚的鋼板，敵機槍掃射時伏在車廂里就可以幸免，無需下車迴避。不讀圣陶師長教師的日誌，如許的“甲等臥車”是想象不到的。
圣陶師長教師路過重慶和貴陽，以及在桂林勾留時代，見到的老伴侶少說也有一百多人。戰亂歲月，一別五年，這一批遍嘗了流離失所之苦的“文明人”，忽然重逢，悵然握手，“心境之酣暢真是難以言說”。大家的蹤影、遭受、見聞分歧；思惟、性情、感歎各別；國難極重繁重，“人事情更難料”，以后可否重逢也說不準，彼此間要說的話良多，一時又不知從哪里說起，只得“東鱗西爪”地“雜談”，說些心里最急于想要說的話，一句話未了，又想起了另一句，屢屢易轍，沒有中間。葉圣陶順手筆錄，把伴侶們的說話，他們那時的模樣形狀、風度，以及他們各自的感歎、崇奉都記進日誌中，間加評述，使我們看到了徐盈、彭子岡、黃炎培、沈衡山（鈞儒）、王云五、姚蓬子、范壽康、賀昌群、顧頡剛、吳朗西、馬宗融、丁曉先、傅彬然、范洗人、金仲華、宋云彬、沈雁冰、陳劭先、歐陽予倩、柳亞子、柳無垢、艾蕪、梁漱溟、胡繩、熊佛西、孫春臺、林憾廬、蕭珊、洪深、胡風、安娥密斯、高士其等一批文明人在抗日戰鬥時代的所經所歷所思所感所作所為，以及戰時桂林作為“文明城”的全貌。
從成都到桂林，途中走了“一個月又三天”，想起就心有余悸。回來的時辰托人買到了歐亞公司的飛機票。7月11日，圣陶師長教師自桂林機場乘飛機飛重慶，當天的日誌中寫道：
晨二時，分開明（開通書店桂林分店），洗翁、士敭、彬然、瑞清送之。余言今生未必再來桂林，此游良可愛護。諸君言未必定，人事情更難料，或不久須重至也。至歐亞公司，乘客到者尚無有。候至三時半，客始到齊，遂進car 往機場。送客者例不得同往，保重叩謝，招手而別。
車行約半時許，達到，亦不知所經何路，場在何地。到則進一草棚中。至天放明，關員檢討行李。見場外一機，機身年夜如兩間房間，兩翼橫廣，約相當于屋七間。動員機凡三個，逐一開動，試推動機之扭轉無礙否。旋公司主任令上機，諸客自機左側之小門進。坐位凡兩行，每行七座，余坐右首之第四座，正居中。自窗外看，即見右翼之頂部，如在樓上看屋面也。五時四非常開行，左旋右轉數次，機即直馳，垂垂離地，初不之覺。在漓江上空北行，未能詳不雅桂林市廛。余初認為或將感到不舒，此時乃知否則，與乘car 無異，又似乘江上劃子，有隨波輕蕩之感。機聲雖響，亦不致震耳，初塞棉花，旋即往之。……機頭司機者三人，機械復雜，遠勝car ，亦不知其分職若何。乘客諸人，有老頭子、老太太，有古裝男子、西服青年，有美年夜使館館員一人，又有japan(日本)空軍俘虜一人，一軍官押送之。此俘虜似作冥想，垂目而坐，不知其究何所思也。余曾進睡半時許。八時半，停于重慶江中之珊瑚壩上。自桂至渝，缺乏三小時，愉快極矣！ 若以陸行，乘柴炭car ，即一路無耽誤，亦須半個月矣。（《葉圣陶日誌選集》第2卷第294頁）
桂林機場的候機室是“草棚”，圣陶師長教師搭乘搭座的飛機只要十四個座位，駕駛室與機艙不隔，乘客可以不雅看司機在操縱，乘飛機“與乘car 無異，又似乘江上劃子，有隨波輕蕩之感”，但圣陶師長教師感到“愉快極矣！ 若以陸行，乘柴炭car ，即一路無耽誤，亦須半個月矣”。要寫我國古代航空史，圣陶師長教師的這則日誌不成不錄。
三
《東回日誌》，記的是圣陶師長教師攜老扶幼，從重慶乘木船回上海的過程，以及隨后在上海棲身的三年間的生涯和任務。1945年抗克服利后，在四川亡命了八年之久的圣陶師長教師急于東回，想早日與留在上海的親朋們會見，乘飛機、汽船、car 都得拉關系走后門，或許買低價的暗盤票。他白叟家寧折不彎，就租了木船，從重慶沿江而下。他在《我坐了木船》一文中說：
要坐汽船坐飛機，天然也有措施。只需往各方往請托，找關系，或許干脆買張黑票。先說黑票，且不談支出跨越定額的錢，力有不及，心有不甘，單單一個“黑”字，就叫你不愿領教。“黑”字表現作弊，表現越出常軌，你買黑票，無異幫同作弊，援助越出常軌。一小我既不克不及獨個兒轉移風尚，也該在消極方面有所自守，幫同作弊，援助越出常軌的事兒，總可以免了吧。——這天然是墨客之見，不值靈通的人一笑。（《葉圣陶集》第6卷第200―201頁）
一家七小我，上豐年過八旬的老母，下有不到三歲的長孫三午，就在這條木船上漂流。19聚會場地45年12月28日，木船分開重慶。29日，“棹夫二人，得薪水而逃”。1946年1月1日，“過豐都若干里，有礁石與岸平行，激起水波甚急”。1月5日，“艙中漏水”。1月6日，“與軍糧船相撞，損船舷一板”，“后艙進水甚多，貨色浸濕”。1月9日，“駕長失慎，觸岸旁礁石兩回，水乃年夜進”。1月10講座場地日，“出事之駕長楊姓已逃”，“船長雇木工修船”。“—路上數不盡的灘，礁石到處都是。要失事，隨時可以出。還有伏莽”（葉圣陶：《我坐了木船》，《葉圣陶集》第6卷第200頁），想起來不冷而栗。圣陶師長教師把“拉關系走后門”和“買低價的暗盤票”上升到“幫同作弊”“越出常軌”的高度，有所不為，實在令人欽敬。
四
與《東回日誌》牢牢連接的是《北游日誌》，自1949年1月7日始，到1988年去世。
1949年1月7日，圣陶師長教師接收中共中心的約請，偕夫人胡墨林繞道噴鼻港進進南方束縛區。這時的噴鼻港既是新政協活動的中間，也是中國反動行將迎來劇變的“直達站”。“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遼沈戰爭停止，就有很多平易近主人士和文明界人士陸續進進束縛區，真像‘涓泉回海’似的。”（葉圣陶：《〈北上日誌〉小記》，《葉圣陶集》第22卷第48頁）一幕幕衝動人心的場景使圣陶師長教師的精力為之年夜振。1949年1月12日，他到噴鼻港第二天上午，就火燒眉毛地給在上海的老友王伯祥等人寫信，催促他們轉告鄭振鐸速來噴鼻港，同船“北上”。圣陶師長教師在噴鼻港的日誌，寫得最多的是與各界人士的來往。1949年2月1日，聽和尚巨贊談“社會改革”之“擬議”（《葉圣陶日誌選集》第3卷第310頁）；2月10日，與楊東莼談教導“自宜重視于培育精良之品德”（同上第313頁）；2月11日，與邵荃麟等談“不雅南方來之各類出書物”之“不雅感”（同上第314頁）；2月12日，與金仲華“論及中共之長處”（同上）；2月16日，與章元善談“寄盼望于新政權”（同上第316頁）。2月27日，圣陶師長教師由中共路況員李註釋“扶引”，與王蕓生、徐鑄成、趙超構、劉尊棋、鄭振鐸、胡墨林、曹禺、鄧蜜斯（曹禺女友）、鄭蜜斯（鄭振鐸女兒）、宋云彬、傅彬然分批登上一艘“掛葡萄牙旗”的貨輪“北上”，分批上船的還有“陳叔通、馬寅初、包達三、張䌹伯、柳亞子佳耦。又有張志讓、沈體蘭兩位。吳全衡攜其二子。外有包達三之女兒。外有蜜斯三位，皆往列席全國婦女年夜會者。總計男女老幼廿七人。歷次載運北上之人，以此次為最多矣”（同上第319頁）。雖說“年夜大都都年過半百，可是高興的心境卻還像青年。由於大師看得很明白，中國行將呈現一個極新的局勢，并且以為，這一回帆海決非平常的觀光，而是往介入一項極端巨大的任務”（葉圣陶：《〈北上日誌〉小記》，《葉圣陶集》第22卷第48頁）。
貨輪于2月28日上午11點50分啟碇，圣陶師長教師日誌中寫道：“此行年夜可留念，而開行持續五六日，亦云遠程。全系熟人，如乘專輪，尤為不易得”；“諸君謀每夕開晚會，亦莊亦諧，會商與文娛兼備，以消此旅中時間”（《葉圣陶日誌選集》第3卷第319頁）。3月1日誌：
晚飯以后，舉辦第一次晚會。包達老談蔣介石瑣事。曹禺唱《李陵碑》《打漁殺家》，鄧蜜斯唱《貴妃醉酒》，張季龍唱青衣，徐鑄成唱須生，余皆不知其何戲。全衡與鄭蜜斯唱平易近歌。輪及余說笑話，余以謎語代之。謎面為“我們一批人乘此輪趕路”，答案為《莊子》篇名一。云彬料中為《知北游》，“知”蓋常識分子之簡稱也。云彬索獎品，要余作詩一首，并請柳亞老和之舞蹈教室。……余回寢后作詩，迄于深夜得一概，將以呈同船諸公。
南運經時又北游，最欣同氣與同船。翻身大眾開新史，立國範圍俟共謀。簣土為山寧可后，涓泉回海復何求。不賢識小原其分，言志奚須故自羞。（《葉圣陶日誌選集》第3卷第320頁）
圣陶師長教師在詩中說他離滬南行，至噴鼻港北上，已五十多天了，最可欣慶的是“同船”都是同聲響應、同氣相求的伴侶。他與伴侶們一路會商“立國範圍”，成了“翻身大眾”中的一分子。他會像背著一筐土往堆“千仞”平地似的，決不願落在他人后頭；像小溪一樣流回年夜海，歷來沒這么興奮過。只是本身沒有才干，如何往“介入一項極端巨大的任務”，“應當如何往做”，還“相當含混”。他不怕難為情，把本身的志向告知“同船諸公”，獲得柳亞子、陳叔通、張季龍、宋云彬等“同船諸公”的贊頌和唱和。
1949年3月18日上午抵達北平（北京），北平市長葉劍英，以及李維漢、郭沫若、馬夷初、沈衡山、胡愈之等“數十人”在站迎候。圣陶師長教師的生涯掀開了新的一頁。4月8日，華北國民當局教導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正式成立，圣陶師長教師任主任委員，周建人和胡繩任副主任委員，為行將成立的新中國突擊編撰教科書。只因新中國還沒有成立，只好將教科書編審委員會附屬于華北國民當局教導部，等新中國成立后“當屬于中心當局”（《葉圣陶日誌選集》第3卷第339頁）。想到一個求之不得的新中國行將出生，圣陶師長教師怎么也抑制不住心坎的欣喜。他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會議上提出了一個標語：“束縛軍打到哪里，教科書送到哪里！”鼓勵教科書編審委員會同人無私地任務。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在億萬國民的喝彩聲中成立了。10月20日，《國民日報》刊載中心國民當局各機構擔任人名單，胡愈之為出書總署署長，葉圣陶與周建報酬副署長，葉圣陶仍兼任教科書編審委員會主任。教科書編審委員會選編的《低級小學國語講義》《高等小學國語講義》《低級中學語文講義》《高等中學語文講義》《年夜學國文（古代文之部）》《年夜學國文（白話之部）》等各類講義，由新華書店和華北結合出書社接踵出書。新中國年夜中小學教科書與新中國同時出生！“束縛軍打到哪里，教科書送到哪里”的唉聲歎氣，化作累累碩果，鑲嵌在新中國教導史的扉頁上。
新中國成立后，社會生涯一日千里，身為國度出書總署副署長、教導部副部長的圣陶師長教師的所見所聞就更坦蕩，情感也加倍豐盛，他的日誌也就具有更主要的史料價值和可貴的文獻意義。1951年10月12日，《毛澤東全集》第一卷正式出書，在全國各年夜城市同時刊行。作為出書總署副署長，圣陶師長教師介入了這一雄偉的工程，因此在日誌中留下了很多動人的記錄。1951年9月27日誌：“本日得《毛澤東全集》平裝本第一冊。排校、印刷、裝幀均講求，可謂邇來出書物中之下品。”（《葉圣陶日誌選集》第3卷第622頁）。10月10日誌：“《毛澤東全集》定于后日正式出書，此是一年夜事務，宜為慶賀。（同上第628頁）。10月12日誌：
午后二時，開《毛澤東全集》出書慶賀會，到者將二百人。（胡）愈之首致辭，次之編委會田家英陳述編纂情況。全集凡四卷，今出書者為第一卷。各篇取舍，經毛氏謹慎斟酌，存錄者復親加修訂檢閱校對，多者六七遍，少者亦兩遍。田謂于此第一卷中，可見毛氏思惟之成長，及以后各種計劃之基本。次由國民出書社中人陳述排校此書之顛末，新華廠中人陳述印刷此書之顛末，新華書店中人陳述刊行此書之各種布置。此三方面皆視此事為嚴重義務，想盡措施，務期精美絕倫。因此特訂若干任務軌制，發明若干任務方式，皆可以進步今后之出書任務。今就製品而言，此卷無一錯字，唯有三四字，如“種子”“種籽”，“梭標”“梭鏢”，“名副實在”“名符實在”，前后用字不同一。印成單片皆經檢討，故無污頁、摺皺頁。訂成后復經檢討，故無缺頁錯簡。郵局以新制郵袋裝運，書店職員取攜皆戴老手套，以堅持封面之整潔。凡此各種，皆見精到，尤可見對于毛氏之敬愛 TC:9spacepos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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