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暉 著《文明、儒學與中國現代性》出書暨序文

《文明、儒學與中國現代性》
方朝暉 著,41萬字
貴陽:孔學堂書局,2025年2月
內容簡介
作者站在儒家立場,對未來中國現代性圖會議室出租景進行了全方位思慮。從多元現代性視野人手,探討了儒學與法治、平易近主、市平易近社會以及未來中國文明幻想之間的小樹屋關系等主要課題,此中借鑒了文明心思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哲學等多個學科領域的研討結果。本書試圖說明:中國文明的習性決定了,未來中國的現代性適合于走一條倫理本位、文明精英主導、治人而非治法的途徑,而不克不及機械照搬平易近主、不受拘束、人權、法治等東方現代性形式;儒家夷夏之辨、王霸之辨思惟舞蹈教室對于重鑄中國文明的最高幻想、確立行業的共享空間自治與感性化、實現人的尊嚴與價值仍有不成磨舞蹈場地滅的意義。
作者簡介
方朝暉,安徽省樅陽縣人,哲學博士,1996年4月起在清華年夜學思惟文明研討所、歷史系正式任教,現為清華年夜學人文學院長聘傳授、博士生導師。曾赴american哈佛年夜學進共享會議室修,在韓國首爾年夜學、中國臺灣佛光年夜學擔任客座傳授或客座研討員。兼任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理事、中華孔子學會理事等。專攻領域為中國思惟史,以儒學及其與中國現代性關系研討為主,重要著作有:《為“三綱”正名》(2014年)、《“三綱”與次序重建》(2014年)、《文明的毀滅與重生:儒學與中國現代性研討》(2011年)、《儒家修身九講》(2008/2011/2020年)、《“中學”與“西學”家教——從頭解讀現代中國學術史》(2002年)、《年齡左傳人物譜》(2001年)等。

目錄
自序
新版序
導論:重鑄中國文明的最高幻想
——從夷夏之辨看
附:文明與文明
第一章 從多元現代性到中國現代性
從文明沖突論到多元現代性
現代性是多元的?
奇異的東亞現代性
追問中國現代性
第二章 文明形式、文明心思與禮治
文明理論的啟示
中國文明的關系本位特征
禮是關系本位下的最有用軌制設定
為什么不是“不受拘束”?
從“禮”看儒學對中國現代性的意義
第三章 儒學與平易近主關系再思慮
現代新儒家平易近主觀若干觀點
平易近主的歷史文明基礎
從頭審視平易近主
從東亞文明的特征看平易近主
小結:重思儒學與平易近主
第四章 王霸之辨、行業自治與儒學
《左傳》中的史學傳統
正名與行業自治
行業自治與感性化的歷史
行業自治與性善論
行業自治與本日霸道
第五章 市平易近社會與現代儒學任務
何為市平易近家教社會?
何為市平易近/國民?
兩個傳統及其匯合
中國式市平易近社會 教學場地
市平易近社會對儒學的挑戰
第六章 文明是廣泛的還是特別的?
——文明進化論與文明相對論之爭研討
文明進化論的興起
文明進化論的問題
文明相對論的批評
新進化論的啟示
走出文明進化論
附錄:中華文明的新形態與世界文明的新重心
參考文獻
跋
新版后記
舞蹈教室人名索引
術語索引
新版序
本書2011年頭版,當時書名分歧。時隔十年,之所以重版此書,重要是自認此書討論問題的方法至今并未過時,同時也因為第一版后收到的各種意見有需要回應。上面我就圍繞這兩方面稍加說明。
2011年8月31日,在清華年夜學召開的此書第一版座談會上,陳來、徐友漁、秦暉、秋風、陳明、張國剛、任劍濤、貝淡寧、干春松、彭永捷、楊學功、曹峰等多位學者就本書第一版的相關內容進行了討論。批評意見重要來自于兩方面,一是以秦暉、徐友漁為代表的,認為東方現代性特別是平易近主、人權等內容是普世價值,儒家的價值幻想能夠更適合于西周時期的熟人社會,而非重要依賴于軌制約束的現代社會;二是以陳明、秋風等人為代表的,認為中、西文明都不克不及用某種抽象的本質絕對化,樹立在這種絕對化基礎上的文明形式私密空間學說,缺乏以解釋中國現代性的未來。
對此,我在回應中認為,現代性本來就是多元的,秦、徐缺少文明相對論視野,沒有解答平易近主等價值需依賴于具體的文明歷史泥土才幹有用運作的問題;至于文明形式學說作為懂得中國現代性的基礎,本來就不是尋求儒學的先驗基礎,只是把文明形式作為一種經驗科學的假設來解釋儒學和它之間的關系。「本次座談會內容參:《儒學與中國現代性學術座談會發言紀要》,《國學新視野》(何志平主編),春季號,漓江出書社2011年10月出書,第61—83頁。」
本書經常被誤解為我試圖將儒學的現代發展樹立在文明心思結構這樣一種不靠譜的東西之上。這重要是由于不睬解我的研討方法所致。我研討文明習性并非為了給現代儒學奠基新的理論基礎這一動機。文明習性在我這兒是中性的,既不褒也不貶,既不是什么理論基礎,也不是什么價值標準,我只是把它當作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所以,我并不主張一味聽任文明習性,我是指需求在它的地基上前行,我們不成能將它連根拔起,不成能對它視而不見交流。
文明習性比如一個人的身體狀況,是我們每個人保教學存的基礎和條件,我們不成能聽任機體的欲求發展,那樣有能夠導致種種疾病。但假如因為一個人的身體有種種生成的缺點或疾病而毀棄之,那也是無論若何不成能的。對于我們的身體,唯一正確的做法也許是“養”,此中包含順應、調試、節制等。對于文明習性同樣這般。文明習性是我們的基礎和現實。無法打消,也不克不及聽任,需求順應和調節共享空間。
也許儒家對文明習性的態度最能說明問題,本書對禮治的論述體現了儒家對文明習性的基礎態度。儒家主張圣人“情面以為田”(《禮運》)、“緣情面而制禮”(《史記·禮書》),依照本書的思緒,這恰是指在尊敬文明習性的基礎上理順它。所以儒家對情面、對文明習性的態度是既非打消,也非聽憑。從情面的現實出發,儒家治道呈現出與東方治道的主要差異,這可幫助我們懂得儒家治道為什么在中國文明中長盛不衰,以及為什么比法家、墨家更有性命力。正如中醫看病要根據大家的身體狀況因病立方,酌其虛實、強弱、冷熱,不克不及尋求一刀切式的通方。儒家的治道思惟也是基于中國文明習性而來,它在中國文明中長盛不衰的機密也在于此。
有人認為,文明習性不是什么永恒不變的東西,而是一向隨時代變動不居的。這一說法誠然有理,不過我建議批評者了解一下狀個人空間況我所講的文明習性(或稱文明心思結構)有什么具體內容,不用過早地下結論。我從來沒有籠統地講文明習性或文明心思結構,而只是在講那些經過學者們大批討論認定、或許經文明心思學大批實驗驗證的特定文明心思,好比我本書中講的關系本位以及我后來講的團體主義等。
多年來,我講文明習性、文明心思,只限于講此中若干種——更具體地說,是在講彼岸/此世取向、關系本位和團體主義等三種文明習性(我又稱其為“文明預設”)對中國文明路徑的塑造,并認為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它們仍教學將塑造我們的文明路徑,這是我們懂得中國現代性未來的主要基礎。我不是要贊美或打消它們,但提示人們來正視它們。
是以,本書主張中國現代性不克不及照搬東方,重要是基于東方現代性的文明心思泥土與我們分歧;本書講發揮儒家對中國現代性的塑做作用,不僅是因為儒家在理論上很高超,重要因為儒家更契合中國文明的泥土。長期以來,我一向批評現代中國學界風行軌制決定論(有時是政體決定論),正因為這種思惟把軌制當作脫離文明心思泥土的空中樓閣,基于一種想當然的軌制幻想來懂得中國現代性的問題和前途。殊不知他們對“軌制”的懂得,早已被軌制經濟學遠遠超出。只需他們略微研討一下軌制經濟學的軌制概念,即可發現將軌制懂得為某種硬性的規則或規則體系,是多么老練。本書作為我從文明心思角度研討儒學與中國現代性關系的嘗試,恰是基于這樣一些設法。
借此次新版,我想簡單談一下本書立場與李澤厚等人文明心思學說的關系。我八十年月中至九十年月初念書的時候,對于李澤厚師長教師這方面的思惟已有所個人空間清楚。當時我雖然非常喜歡李澤厚這方面的思惟,但由于當時他強調中華平易近族文明心思重要由儒學塑造,并總結出血緣基礎、實用感性、樂感文明和天人合一等若干方面,與我本書中的思緒區別很年夜(具體緣由參本書第2章有關說明),所以在后來交流很長時間里我基舞蹈場地礎沒有沿著他晚期的門路走。也正因這般,我在寫作此書時,對李澤厚的相關思惟基礎沒關注。
可是,我后來會議室出租發現,李澤厚在上世紀九十年月中期以后對中國文明心思結構的見解有了較年夜變化,他將中國文明心思結構構成的下限推進到“絕地天通”時期或許說巫史傳統之前,對其內容的懂得也遠遠超越了其當初藉孔子或儒家所總結出的那幾個方面(盡管他自己一向強調他前后觀點的分歧性)。和晚期的“三論”等書比擬,李澤厚在《人類學歷史本體論》(天津,2008年)、《說巫史傳統》(上海,2012年)、《說文明心思》(上海,2012年)等書中較完全地呈現出來的后期有關中國文明心思的見解,與本書有相當接近的處所。我不得不承認,李澤厚在上世紀90年中期以來所構成的有關中國文明心思的許多新見解,是早于我構成的、迄今國內這方面最有興趣義的有關中國文明習性的研討之一。
由于我在寫作此書初稿時,對李澤厚文明教學心思結構思惟的后來轉變不清楚(當時他的有些論著也尚未出書),我基礎于上出自個人的探索而教學場地構成了本書中有關中國文明心思的見解,并未遭到李澤厚的影響。1997年發表的“中國文明的習性與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建構”(《開放時代》,1997年第6期,11/12月號)一文,代表了我這方面的積極摸索和基礎思緒(或可作為我當時未受李澤厚影響的一個證據?)。
此后, 2003-2004年赴美進修期間,我閱讀到大批國外文明心思學方面的論著,從而基礎上構成了我對中國文明心思結構講座場地的個人見解。此后我于2013年前后提出中國文明心思結構以彼岸/此世取向為條件,恰是在文私密空間明心思學研討的基礎上個人探索出來的。但我后來發現不少東方漢學家(包含葛蘭言、史華茲、牟復禮、安樂哲、李約瑟、葛瑞漢、墨子刻、普鳴等人,也包含華裔學者張光直、杜維明等)也有與我附近的見識,這使我很是信服他們從域外看中國,有時比我們從域中看得更明白。
我除了受文明人類學、文明心思學相關研討的啟發,還遭到了另一位學者即孫隆基的啟發。孫隆基雖然比來20多年來在中國年夜陸不太受重視,但在我看來,孫隆基有關中國文明深層結構的思惟,依然是迄今為止關于中國文明習性最深入的認識之一,其思惟深度在有些主要方面甚至遠遠超過了李澤厚,曾經給我較年夜的震動和影響(當然這不是說我完整贊同他的一切觀點)。
我有關中國文明心思結構的認識,在2014年出書的《“三綱”與次序重建》(北京:中心編譯出書社年)中獲得1對1教學了較為完全的表達,應該說后者代表我在此書2011年頭版后舞蹈教室的進一個步驟發展。接下來我仍將會從這一角度來開展對儒家治道以及對中國思惟史上其他許多主要問題的解釋。
最后我想說明一點,本書各章篇幅懸殊較年夜(例如第4章1.2萬字,第3章6.1萬字),重要是因為每篇最後均是作為一個單一專題完成,并非為了一本書的計劃而寫。我盼望讀者在閱讀時不用尋求各章之間的銜接與篇幅相當,而是把各章作為一個試圖自圓其說的單一專題來對待。
2022年1月6日禮拜四于清華園
新版后記
本書為拙著《文明的毀滅與重生:儒學與中國現代性研討》(北京: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11年版)之修訂重版。重版時將書名修正為《文明、儒學與現代性》,非欲混雜視聽,乃為名符其實。其實在2011年頭個人空間版前,我就曾在初稿中將此書定名為《文明、儒學與現代性》,但后來不知何以在正式出書時改名了。現在我覺得還是用這個書名更妥。
本書2011第一版后獲得的回應,可參:(1)“儒學與中國現代性學術座談會發言紀要”,載:《國學新視野》(何志平主編),春季號,2011年10月,桂林:漓江出書社,頁61-83。后轉載于《愛思惟網》、《儒家郵報》、《孔子2000》、《觀察者網》等學術網站。(2)唐山,“文明平易近族主義這條逝世胡同:《文明的毀滅與重生》的評論”,《北京晨報》2011年9月2日〈大師悅讀欄目〉;(3)秦暉,“人類的美德:東東方是一樣的:從方朝暉的《文明的毀滅與重生》說開往”,《中國青年報》2011年9月26日02版;(4)春暉,“倫理之外,更需軌制瑜伽教室設定”,《新京報》,2011年1小樹屋0月15日C05(社科);(5)任劍濤,“文明生態史觀中的儒學與現代性”,《文匯讀書周報》(第9版)2012年3月9日禮拜五,后全文發表于《愛思惟網》2012年4月17日;(5)彭永捷,“回歸中華文明的價值幻想”,《北京晨報》2011年9月7日C03版;等。(秦、任、彭的書評與《國學新視野》紀要相關內容雷同)
這次重版,原來的“媒介”此次更為舊版序(因為從內容看它更像序文),增添了一個新版序,試圖更明白地表述我的設法,也作為對種種意見的回應。此外,我還對各章節劃分、節標題及文字作了一些調整,特別是第3、5、6章分節方法及節標題有所調整。別的,對參考文獻的分布方法也有調整。盼望這樣能更好體現原作內容,也使全書體例更統一。整體上講,沒有對內容作年夜幅改動。
在此,要特別感謝郭齊勇師長教師對本書重版的大方支撐。郭老師年高德劭,支瑜伽教室撐后學,令人敬仰。孔學堂書局陳真師長教師對本書的編輯出書支出大批血汗和勞動,也在此深表謝意。
2022年1月6日禮拜四于清華園